中央文件定调，这些信号太重要了
中央文件定调，这些信号太重要了
最受瞩目的改革文件，终于揭开面纱。
财税改革方面，文件强调增强地方财政独立性，拓宽地方税基，并适度扩大地方对税收管理的权限。此外，文件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推动消费税在征收环节后移并逐步下放至地方，同时，致力于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
在人口战略方面，文件提出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此外，文件鼓励相关公共服务随地走，以促进城乡、区域人口的合理集聚和有序流动。
在区域发展层面，文件建议构建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稳妥推进人口小县结构优化，并赋予特大镇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匹配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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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改革，影响有多深远？
这些改革，影响有多深远？
新一轮财税改革，地方迎来新税收体系。
土地财政消退，地方政府亟待寻找新的替代税源，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成为焦点。
先看消费税。根据文件，将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地向消费地推移，并逐步转至地方。
消费税“后移”，这一变革意味着消费税将由生产地转向消费地征收，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征收，在哪里消费就归哪里所有；而下划地方，指的是纯100%的中央税，将变成央地共享税。
若仅将50%的税收下划给地方政府，仍将带来近万亿的税收增量，这部分增量有望被消费地所获得。
消费税主要针对烟酒、石油加工品、奢侈品等商品征收，其生产地与消费地征收的差异巨大。
举个简单例子，贵州茅台，如果消费税按照生产地征收，贵州能拿到大头，而如果按照消费地征收，在广东消费就大部分分归广东。
我们之前的分析表明随着消费税的调整和分配，广东、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区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这些地区不仅是经济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和消费大省，或者这些特点集中于一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烟酒主要产地的云南、湖北、湖南、上海等地，其收益可能未能达到预期。
此外，关于房地产税的改革也在文件中被提及，目标是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尽管官方报告中未明确提及“房地产税”这一词汇，但众所周知，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核心正是这一税种。它被广泛认为是替代传统卖地收入的一种全新模式。
原本有预期表明，房地产税最快将在2025年前出台。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加之担忧新的税种可能对市场造成额外冲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税种的实施不会草率行事，其落地时间恐怕将更具审慎地被推迟。
再看资本所得相关税收。
在审视资本利得税收问题上，文件的出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税收政策规范图。它不仅强调了劳动性所得的统一征税模式，还深化了税收征管的改革。
近期，新版个人所得税App的更新，五大所得类型的展示：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
对比以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焦点主要集中在工资、劳务报酬和稿酬等方面。然而，未来的税收重点将逐渐转向经营收入、资本利得和财产所得。这一转变，无疑体现了我国税收政策对于多元化所得类型的关注和规范，也预示着税收征管的深度改革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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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越来越近了。
文件指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2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9亿人，占全部人口比重首次突破20%。
人口老龄化，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影响之大，不局限于经济，更直接的冲击在于养老金。
为解决养老金问题，我国已拿出一系列政策储备，包括养老金调剂及转移支付、划拨国资财政补贴、延迟退休。
其一，养老金转移支付，广东等经济大省成为最大贡献者。
在我国，由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繁荣程度、人口结构乃至人口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养老金的状况也呈现出极大的地域性差异。一些东北和中部省份面临着养老金支出的巨大压力，部分省份甚至已经消耗掉了其历史累积的结余，而经济大省如广东则仍然保持相对的富裕。
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应运而生，通过经济发达省份的上缴，以填补欠发达省份的财政缺口。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广东、北京、福建、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等东部七省份成为净贡献者，其中广东的贡献尤为突出。
自2018年以来，广东累计净上缴养老金近4000亿元，这一数字几乎等于其他所有省份净上缴之和。广东不仅在财政转移支付上位居净贡献首位，也在养老金转移支付上获得了“第一大省”的称号。
其二，财政补贴、划拨国资充实养老金，正在成为惯例。
财政和国资及其营收，都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点，因此，用来充实养老金是理所当然的。
财政补贴早已实施，而国资划拨则在2021年正式实施。虽然目前的规模并不算太大，对于平衡养老金的收支缺口仍然作用有限，但这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
其三，渐进式延迟退休已在路上，未来退休年龄或延迟到65岁。
无论我们是探讨转移支付还是国资划拨，这两种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难以脱离宏观大环境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延迟退休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得不考虑的终极策略。
延迟退休的初衷，不仅仅在于延长职工缴纳养老金的时间周期，更在于推迟他们领取养老金的时刻。这样的举措，无疑是一石二鸟，甚至可以说是利国利民的多赢策略。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延迟退休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尽管如此，根据最新的改革规划，未来几年内，延迟退休可能会有所动作，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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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向何处去？
重要文件指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这是历次同期重要会议，对房地产着墨最多的，且涉及保障房、楼市调控、预售制度、房地产税收、土地制度等多个方面。
这背后，与当下房地产面临的历史性变局不无关系。在主要产业中，房地产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从经济增长的支柱变成拖累。
房地产要稳住，不仅因为对宏观经济有着全局重要性，更因为它与居民财富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产业能轻易替代。
面向未来，房地产政策或将出现哪些大变局？
其一，楼市调控相关限制政策，或将全面取消，史上最宽松时代正在到来。
实际上，在此轮政策调整之前，除了北上广深、天津、海南、雄安新区这五个地区外，其他城市已全面叫停了购房限购令。与此同时，限售和限贷政策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国家收储制度应运而生。据悉，针对商品房库存较高的城市，政府有望实施定向收购，按照合理的价格购置部分商品房，以充实保障性住房供应。
其二，房地产预售制度，也将迎来变革。
近年来，关于取消公摊面积和改革预售制的呼声此起彼伏。
预售制，亦称“卖楼花”，使得开发商能在竣工前就实现资金回笼，从而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这也是房地产高周转模式得以形成的根源。然而，这种模式却将所有风险转嫁给了购房者。
预售制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不仅所见不能所得，偷工减料、“货不对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面对烂尾工程，业主往往束手无策。
在住房短缺的时代，预售制提高了周转速度，有效促进了住房供给。然而，时至今日，预售制确实已经到了改革的边缘。
其三，房地产税收改革，既涉及房地产税，也包括与房地产相关的其他税收。
房地产税收在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未来如果增加房地产税，是否会相应降低现行的交易税费，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总的来说，房地产税收改革并非仅仅是设立房地产税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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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重要文件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
近年来，山西、湖北、西藏、安徽、青海等地区积极推行人口较少的县份机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众多行政部门被撤并、精简，一些事业单位的编制也遭到缩减，有的县域的裁员人数甚至超过千人。
根据数据显示，在我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有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微型县（市）有80多个。
然而，不论是人口只有10万的的小县，还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县，其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县直事业机构的数量动辄就有一两百个。
在某些极端的案例中，一些袖珍县城的人口仅有几万，财政收入也仅有数千万元，但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数量却多达100多个，财政供养人员更是高达6000多人。
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显示，人口较少的县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赖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合理，事业单位存在“小、散、弱”等问题。
所以，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就成为大势所趋，精简机构和编制为主要方向：从事业单位到党政部门都在其列，缩减的不只是编制，还有领导岗位。
作为典型的山西浮山县，将35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科级领导职数由154名精简为128名，涉改县直事业单位由179个精简为40个，精简78%，涉改事业编制由1944名精简为970名，精简约一半。
未来，除非因为自然条件所限，或者肩负特殊的区域战略乃至国家安全使命，所有人口小县都有可能成为机构改革试点的对象。
事实上，地方政府要学会过紧日子，大扩张模式早已沦为过去，要适应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