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城市及其对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价值

        9月23日，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规划教授吴缚龙应李德义麻省理工地产创业实验室邀请，在麻省理工规划系开展了精彩讲座，此次讲座也是2016年秋季学期中国系列讲座的第一场。他在讲座中着重交流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挑战及中国城市对规划理论的贡献，主题为“理解中国城市及其对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价值”。
　　吴教授开篇指出城市集合了丰富的社会过程。这些自适应，自发的社会过程随着不同时间的发展演变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城市过程代表了不断浮现的城市生活。
　　基于对城市这样的理解，吴教授反思何为“中国新涌现的城市”。他认为要理解中国的新城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中国城市的理论也应该由此衍生，而不可能从全球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律，比如南半球国家模型中得到。
　　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背景下的城市概念，吴教授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城市”的定义。他指出不应该有严格的城市-乡村的二元概念。过多的城市研究和理论僵硬地规定了城市的边界，即呆板的区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城市的概念应该符合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
　　基于这样的原则和视角，吴教授剖析了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城市居民和郊区化问题。
　　在中国城市里，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的异乡人，通常居住在贫困的城中村中。工业区蔓延至农村，造就了城市和农村融合的城乡结合部。农村被城市体量包围的现象，改变了农村生活形态，造成了三合一的发展模式，即融“生产-储藏-生活”为一体的城中村形态。这种模式是中国新兴城市的雏形。另一种类型学上的形态，是工厂宿舍，它破坏了农民工原来在农村所熟悉的熟人社会网络，严重限制了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城中村随着时间发展，在宅基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从低层加建改造为多层和高层，造就了异常高密度的独特形态。
　　尽管一直处在快速演变中，城中村仍然萌发和维系着相对密切的社区关系，这是由于这其中的居民密切的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初来乍到时紧密的互相帮助扶持。吴教授指出，一些对农村人口新近城镇化的研究证明了这些城中村中萌生的社会关系，同时随着城中村社区中居民受教育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而逐渐减弱。
　　为了给新的开发让出土地，许多城中村不可避免地被拆毁。这其实给那些被安置的家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往往存在赔偿不公平，或者安置在偏僻郊区的问题。重新安置到新的住宅高楼里，也是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许多百万富翁。

　　吴缚龙教授根据城市住宅的类型，例如工作房，学区房，以及高档门禁小区等，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分开来。每种居住形态都对应着其独特的社会特征。一些比较富裕的居民居住在郊区环境良好的门禁小区内。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有为中产阶级规划设计的仿造欧洲小镇格局和建筑风格的新城镇，例如上海松江的泰晤士小镇。尽管这种小区的一部分物业已经被投机者购买，但是很大比例的房产依然空置待售。
　　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问题。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城市化是一种超越道德准则的生活方式。最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张鹂在她的新书《In Search of Paradise》 中也涉及到了门禁社区及其社会影响。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家庭、道德习俗、邻里和制度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这些关系近年来由于城市的内张性发展以及居住密度和居住结构形态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有许多人致力于在城市里维护传统礼仪秩序。例如，中国政府曾努力推行“社区”或者“邻里”的概念来维系社会和谐。
　　在城市居民的话题之后，吴缚龙教授也提及新自由主义郊区化。他认为这个现象的产生，部分由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政府行为。地方政府鼓励用土地财政来吸引资本和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将财政责任分解到地方政府的做法，导致了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重的做法以及城市间激烈的吸引资本的竞争。这种建立在廉价农村土地上，强调物业发展和城市形象的做法，本质上是用租售土地来获得利润的土地财政。这种模型，将城市当做创收的工具，造成了社会隔离，空间分割等问题。
　　吴教授总结中国城市化既是世界层面上的发展过程，也是本地尺度上浮现的复杂现象。这是为增长而规划和为市场而规划的交叠，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的“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这可以从农民工作为拥有城市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对立面，所获得的商品化的社会服务（健康，教育等）得到验证。这也可以从中央政府策略性的默许城中村这样非正式住宅形态的存在来控制房租以及缓解社会压力的做法中得到验证。简而言之，中国城市是发展和投资的场所，是农民工的机遇，也是政府维持地方和财政平衡的工具。

　　吴教授主题演讲之后，麻省理工规划系的赵锦华副教授就吴老师“在中国，以增长为主的城市规划作为一个职业，是商品化的专业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的观点提出了问题。吴教授解释，因为城市扩张和快速的发展，城市规划在中国具有了新的功能，其中之一便是为房地产发展创造更高价值。吴教授对比英国，举例许多国家的规划师注重点在于维护空间秩序以及控制可能给市场带来消极影响的外部性。
　　两位教授的讨论也涉及了非正式城市空间的话题。吴老师认为这是由于农村和城市土地管理的差异导致的。城市的快速扩张，造成了许多新晋被城镇化的农村土地，对于这些土地地方政府往往是缺位的。吴教授还描述了在中国出现了新的产权关系问题，例如被拆迁的城中村中，农民工租户不是户主，往往得不到任何赔偿。
　　在问答环节中，现场听众提出了跨度很广的问题。李德义地产创业实验室的康主任就中国城市特别是房地产在新常态下的下一步发展提出问题。吴老师认为尽管我们仅仅能判断很小的一些趋势，但是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城市中出现的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群居的蚁族问题同时存在，预示着房地产，特别是住房，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会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吴老师也对渐进主义，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公平性考虑不足，以及非正式城市在现有城市农村土地政策差异下的必然性等问题作出解答。
　　最后，李德义地产创业实验室奖学金获得者马克思和邱外山作为活动组织的学生代表，对吴教授，赵教授、李德义地产创业实验室以及到场公众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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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缚龙教授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巴特雷特规划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城市的转型与规划。他近著有《为增长的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据社会科学论文索引(SSCI)排名为全球前50名的地理学家。英国国家经济社会基金会(ESRC)2013卓越国际影响力奖获得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曾先后任教于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卡迪夫大学，被誉为中国城市研究的世界级权威。目前，他关注中国城市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多年参与规划实践，致力于推动城市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由此提升中国城市规划的国际地位。

　　本次讲座将考察近期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讨论其对城市理论的影响。针对城市理论需广泛还是具体的争论，演讲将结合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理解“城市”这一概念的演化，提出只能在对一个城市国民经济、治理层级、土地制度、基础设施融资动态等多方面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对此概念有所把握。城市已经由昔日单位的组合变成了基于地域的经济治理体——即将城市作为增长的资产。演讲将以新城与科技园区的发展为例，说明国家如何精心策划城市发展，并解释运作方式。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为人们理解在有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地域政治下以治理为主的城市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也需要人们对城市规划的复杂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为虽然中国面临的规划环境是特殊的，但在新近创业治理和西方民主参与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注：本文分享自“MIT李德义地产创业实验室”微信公众号，特此鸣谢。
　　作者：Max Budovitch，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在读，李德义奖学金获得者
　　翻译：邱外山，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在读，李德义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