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以开放之心，应天下之事

他说有人争论：美国对中国充满敌意，怎么可能把真正的好东西给中国？他们卡中国芯片的脖子，为什么要把新冠特效药给我们？甚至有人怀疑，辉瑞卖中国Paxlovid，就是要害我们。

他写道：“地缘政治造成中美巨大互不信任，但把政治互疑直接移用到Paxlovid上，这太简单了，是极端化的。中美一年7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量，如果我们放任自己这样怀疑下去，认为美国卖中国的都是破烂货乃至害人货，这样的思维肯定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类似这样的争论，其实是社交媒体上越来越简单化、情绪化，凡事以“正确与否”归类、划线、站队的折射。胡锡进一直讲正确，现在他也觉得“放任自己这样怀疑下去”是不行的。

以我之见，很多嚷嚷辉瑞要害我们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辉瑞是干啥的。或者其实是很想服用辉瑞口服药的人，就像当年的万艾可（“伟哥”）那样，他们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显示“正确”的一种表达，不值得太在意，因为没有辉瑞也会不断有其他的替代品。

3月17日，首批2.12万盒Paxlovid进入中国，被配送到吉林、上海等地新冠救治临床一线。这是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审批后，附条件批准的。是有法可依的，也是讲科学的。

社交媒体上围绕Paxlovid的争论，引起了我对开放和科学的一些思考，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先来说一下争论中关于“美国卡中国芯片的脖子”的问题。

美国卡华为，且把不少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制裁，其结果是迫使中国加快国产半导体的补课之路，加速从芯片消费大国向芯片自研自制自装的转型。尽管有困难，但已经有起色，从中长期看，更具自主性的中国芯片产业一定能崛起。

具体到华为，2021年消费者业务下滑近50%，根源就是芯片问题。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财报发布会上主要讲了两个观点。

一是从沙子到芯片，解决整个半导体问题，非常复杂且漫长，需要耐心。本来在全球环境下，这些技术的重复开发不一定有商业价值。但在市场格局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新的需求，这方面的投资也变得有商业价值。我们相信也乐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市场，也非常乐意看到他们的成功。

二是在先进工艺暂时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华为要想生存就必须加大战略投入，在单点技术领先遇到困难时要积极寻求系统的突破。比如手机越来越智能，现有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需要大量算力，耗电量高，面临工艺提升的瓶颈和先进工艺的压力。

华为的研发团队创新性地用加法神经网络来替代传统的大容量的乘法计算的人工智能网络，减少了大规模的浮点乘法，16位的加法相较于16位的乘法，计算功耗可以下降88%，对应的电路面积可以下降76%，这意味着华为的产品将更能适应智能时代、功能强大，并且耗电量更低。

重复一下郭平的意思，一是过去讲全球分工，所以中国没有必要重复搞开发，现在技术被封锁，且市场规模也足够大，那就自己搞吧，只是要多一些耐心；二是在现有约束下，东边不亮西边亮，既然工艺不够先进，那就降低一些在工艺方面的要求，通过算法的突破减轻计算的功耗。

郭平说，华为未来的研发投资会特别重视基础理论、架构、软件的重构，比如用面积换性能、用堆叠换性能，“使得不那么先进的工艺也能让华为在未来的产品里持续具有竞争力”。

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半导体相关企业调研，美国在这方面当然很牛，很前沿，但也并不是只有美国一条道。中国企业可能被逼出新的路子，也可能还按美国的路子走，暂时落后几代，但经过更快的供需之间的反馈、改善和迭代，最终还是可以追到八九不离十。总体看，这大概还需要10到15年。

和追逐选票题材的政客不同，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其实是明白“卡中国，卡得了一时，卡不了长久”的道理的。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斯科特指责英特尔在中国设有工厂，建议撤掉时，英特尔CEO基尔辛格回答，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对公司的业务很重要，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会小心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光CEO梅赫罗特拉也说，在中国的产品销售收入使公司能够在研发上进行更多投资。

在2021年会计年度，英特尔从中国大陆获得了211亿美元收入，同比增长4.4%。同期英特尔在美国市场的营收为141亿美元，同比下降14.9%。

2021年美国高通在中国手机芯片市场上出货1.066亿颗，同比增长24.2%。

这些事实说明，在芯片领域，美国有卡中国的一面，也有与中国进行正常化的商贸与投资合作的一面。以高通创投为例，自2003年起在中国已投资超过70家公司，其中10家以上已经成长为头部企业。

经济全球化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按照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28.7%，达到7556.4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761.14亿美元，增长27.5%；中国自美国进口1795.31亿美元，增长32.7%。

只要尊重基本经贸规律，中美经济深度交融的格局不会逆转，因为彼此都需要，都有利。只不过过去是互利合作，现在是互补合作与竞争合作并存，在某些方面是一边冲突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市场越来越大，就会产生一个趋势，即越来越多美国大公司的全球第一大市场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也就是说，它们会更依赖中国。

这种趋势有没有可能被打断呢？

有的。前几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还说美国要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希望美国制造业回流已经说了十几年，而事实是中美经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可见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脱钩”很不容易。

站在中国立场，该怎么办？

首先是要继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让自己对外国消费者更有价值；

其次是要在产品走出去的同时，加快资本走出去，因为别人不希望你只是向他们出口产品，更希望你去投资，带动本地就业和本地供应链的形成；

再次是重视全球合规，尊重知识产权，做公平竞争、公平贸易的模范，并且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制度性开放体制、高标准贸易协定和更高水平开放体制。

所谓“制度型开放”，本质就是中性开放，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从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取信于市场，取信于天下。

国与国之间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摩擦很正常，如果一点摩擦也不想有，那只有不打交道，自我封闭起来才可能。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会通向一个怎样的结局。封终究是封不住的，归根结底要靠在开放中成为强者。

邓小平曾说：“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讲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拿中国来说，50年代与日本在技术方面差距还不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受益者，也只有继续开放才会前途无量。

中国领导人多次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开放并不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自己选择的道路为代价的，恰恰相反，开放助力中国不断进步，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自信。

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不惧美国打压，直面应对，但中国领导人从来都坚持认为“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并努力“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在谈到中欧关系时，中国领导人曾说，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有这样“和而不同”的胸怀和自信，中国将走得更远。

谈了开放，再来谈一下科学的问题。现在不少的“放任自己怀疑”的问题，本质是不讲科学。

其实，怀疑并不等于错误，相反怀疑是有价值的。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我怀疑故我在”，近代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胡适也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但这里所说的“疑”，用笛卡尔的话，指的是“有很多先入的偏见阻碍我们认识真理，因此我们要摆脱这些偏见的束缚，就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

然而，笛卡尔也指出，“这并不是模仿怀疑派，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

所以，怀疑本身不是问题，“怀疑一切”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为怀疑而怀疑”，放任自己的怀疑，似乎到处都是“敌人”“坏人”“故意害我的人”。不仅把自己的空间弄得越来越小，让整个社会的气氛也变得压抑。

历史上我们是有过不少不讲科学、放任怀疑的教训的。

鲁迅1924年所写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说，“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晚清时民间流行一种说法，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对中国人挖眼剖心，点银制药，类似古代的采生折割巫术。后来更具体化，说挖眼是为了制作照相药水。为什么会这样联系呢？鲁迅写道：“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似是而非、不懂科学也不讲科学的怀疑，就会弄出这样的盲信和愚昧。当时还流传，只有取中国人的眼睛配药才有效，“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结果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很多民众恨死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

这样的情形不独中国有，西方也有。当科学没有广泛走向民众时，巫术的解释就会大行其道。一旦科学知识普及了，民智开启了，巫术自然就会消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当挤奶工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更好的、更干净的器具像专家似的准确而成功地承担了奶制品和黄油加工的工作时，女巫就没机会阴险而恶毒地干扰黄油生产了。”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黄油代表财富，所以女巫的诅咒大多围绕黄油进行，人们也都相信“黄油女巫”可以通过施展巫术，偷走黄油，夺人财富。

欧洲人走出中世纪靠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发展等等。“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始祖”培根用“一切科学都应该从观察出发”的观念，开启了一个人类认知世界的新时代。

他在《新工具》中提到有三种从事科学的人，一种像蚂蚁，“只是收集材料来使用”，只是搬运工、储藏者，把收集的食物堆在一起吃下去；一种像蜘蛛，按内心已有的计划织好一张网，只捕食撞进网里来的食物，对网外之物都不理睬；最后一种像蜜蜂，“它从花园和田野的花里收集材料，但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和消化这材料”。它不是只依靠“心灵的能力”，而是对材料的来源保持开放，反复不断地采摘，再加工处理，最后产出蜂蜜，这就相当于“将材料经过改变和消化，贮存在理智中”。

科学，是观察、实验和理性、公理的结合体。

中国人走出愚昧封闭的晚清，靠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的努力，更是靠德先生、赛先生的落地生根。

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两者的区别在于，“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克林德碑》文中说，“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他急迫地追问：“全国国民脑子里有丝毫科学思想的影子吗？”

经过一代代国人的努力，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普及，但各种愚昧陋习和盲目狭隘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并在不同时代会演绎出不同的版本。

怎么办？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大力倡导科学，理智，理性，实事求是，如此才能像笛卡尔所说的，“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

我上周的“大视野”（《“收缩性”反思》）讨论了收缩性的问题。我认为收缩性政策并不可怕，只要是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范畴内。可怕的是收缩性思维的扩大和流行，人为制造出很多不应有的矛盾和对立。而收缩性思维的背后，往往是受着“左”的风气的影响。

越是封闭系统，收缩性思维就越是严重，正如熵增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封闭系统不可能自动变得有序，必须引入负熵，从外界汲取新的物质、能量，才能从无序到有序。

我们今天要讲政治，但一定要清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我们今天要讲正确，但一定要清楚，符合客观事实﹑客观规律﹑人类共同价值，为社会创造福祉，对他人有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正面帮助，这才是正确。

列宁曾经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他亦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遵循这样的道路，我们就应该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不折腾，少内卷。在这个过程中，开放之心，科学之心，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是很以文明为自豪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为了真正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追问的要义是：它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也即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类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他们，展现了一个文明的灵魂。”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开放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科学是一种立场和态度，也应该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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