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城市规划反思

　　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一时间，几乎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整个社会的运转好像按下了暂停键，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次面对疫情，我们的规划是否能帮助城市更好地应对？当健康城市规划关注重点转向“治未病”的时候，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再治已病”问题。

　　1、公共卫生与建成环境密切相关

　　城乡居民的健康与建成环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健康决定因素模型”中，“个人生活方式”“社区社交网络”“生活及工作条件”等因素都与外部建成环境有密切联系。根据疾病病因的统计，外部风险是肠癌、肺癌、膀胱癌等多种疾病患病原因的主导因素，并对肥胖、心脏病、哮喘和肺癌等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其作用效果远大于内部因素或随机突变。因此，外部的建成环境设计对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治已病”——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的第一次结合

　　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的“第一次结合”直接起源于应对人类健康威胁的需要。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扩张和人口剧增带来城市居住拥挤、卫生状况恶化、缺乏输水和排水系统等种种问题，导致疟疾、黄热病、伤寒、肺结核等多种传染性疾病的大面积爆发，给居民带来了空前的健康危机。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城市规划开始全面参与到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工作中。

　　这一时期的众多研究表明，传染病的爆发往往与居住、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恶劣、基础设施缺乏有关，而生活空间拥挤、居住环境肮脏、空气雾霾严重的地区感染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更高。在此背景下，英国于1848年颁布了《公共卫生法》，通过控制街道宽度、建筑高度和空间布局等措施从法规层面推行了强制性的设计规范及分区制条令。

　　与之伴随的是以关注公共健康、治理城市问题，缓解人类健康威胁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出现：1876年，英国医生本杰明?沃得?里查森最早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构想模型。直到20世纪初期，霍乱、肺结核等层级严重威胁城市居民健康的传染病才通过城市规划和其他环境整治措施得到了遏制，标志着公共卫生与城乡规划学第一次合作的完成。

　　3、“治未病”——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的第二次结合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因素对体力活动、健康饮食和健康心理的影响被逐渐揭示，越来越多学者和从业人员开始意识到医学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公共卫生学转而重新审视环境与社会对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的影响，其内涵从单纯的物质环境卫生向包含了健康行为导向和健康心理促进的“新公共健康”，也就是“治未病”理念转变。“治未病”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和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理论的形成开启了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学的第二次跨学科合作。

　　在“治未病”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同一时期，城市规划学的理论体系也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转型，从关注工程技术转向更多关注社会问题。目前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辨析了规划对公共健康的作用路径和不同规划空间要素对健康的影响，从建成环境规划与优化的视角来鼓励公众体力活动、提升健康水平，成为城市规划新的理念。

　　4、“再治已病”——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的第三次结合

　　从这次疫情传播的规模、速度、广度来看，即便此次新冠肺炎致病致死不及SARS，但是由于交通网络运行效率的大大提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直接导致新冠肺炎的覆盖速度远超2003年的SARS，这也意味着很难在短期内将相关人群彻底地隔离开来。

　　当健康城市规划关注重点转向健康行为导向和健康心理促进的时候，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在城市的运转速度提升的背景下，寻找更强大和更即时的治理和应对措施，解决传染病问题的“治已病”的问题。从影响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因子来看，包括了人员的流动强弱、医疗设施的诊治能力、潜伏期影响等等：减少人员流动可减弱新冠肺炎传播，提升医疗设施诊治水平可以避免短期内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做好潜伏期的隔离与防护可以遏制人群的交叉感染。针对这些方面，健康城市的规划设计需要有新的应对措施。

　　一是提升社区层面的治理能力

　　抑制疫情的核心之一是减少人员流动，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其应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这次疫情对社区来说，在人员流动限制的情况下，设施配置如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层医疗设施如何发挥作用，避免“挤兑”大医疗资源？可能处在潜伏期的自我隔离人群，物管、居委、派出所、工作单位等如何协同？

　　以社区医院为例，广州市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每10人次在广州就诊，只有3人次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而分级诊疗不仅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使医疗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对于这次疫情，还可以有效减少患者到医院看病路途上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而培养市民分级就医的习惯还需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能有显著提升。

　　二是充分利用大数据防控重大疫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来应对突发情况，利用大数据帮助识别风险地区，加强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在疫情发生时采取运动式的管理手段，做到临危不乱。铁路、航空、手机信令、各类APP的数据都为疫情发生前即时识别风险地区，疫情发生后掌控人群动向提供了支撑。而“封城”后各类救灾物资的迅速调配，同样需要大数据的支撑，政府和公众在物资供应上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公众对口罩等重要防疫措施供应感到恐慌，可考虑借助物联网技术，利用政府现有的空间规划平台，建立数字孪生城市，进一步接入行业数据，使得物资信息更透明。

　　三是加强跨学科合作和行业间的数据互通

　　对建成环境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局限于城市规划或其他单一领域，涉及到城乡规划和公共卫生、环境健康学等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和行业间的数据互通，进一步剖析人类健康风险与建成环境的关系，可有效引导和干预人类的健康活动及生活习惯。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学科着眼于“社区”与“人群”为研究对象，以“预防”为目标，尽可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杜绝疾病和减少意外伤害的发生，或在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控制。另外，环境健康学（Environmental Health）作为公共健康学科分支，是研究外界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另一重要学科，近年来已由传统的“卫生”问题向空气污染、化学污染等领域不断延伸，并开始关注城市空间的“设计”与健康的关系。此外，流行病学（Epidemiology）从疾病的传播渠道角度研究环境和人群的健康状况之间关系、各种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控制与预防。这些相关学科的既有研究对于城乡规划学科通过建成环境设计，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做好健康影响评估，防患于未然

　　健康影响评估（HIA）是健康街区研究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旨在量化规划政策或项目对当地居民所产生的健康影响。健康影响评估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开始作为一种新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引入总体规划或城市设计中，用来分析和判定规划、政策和项目对特定人群的健康可能产生的益处和危害，并进一步提出相应建议。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健康影响评估应广泛应用到城乡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中。与此同时，健康影响评估也应成为调查和论证包括城市空间设计因子在内的各项健康空间要素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