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与大变革：十四五规划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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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3
1951年的初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万物寂寥，百废待兴，内有经济增长与生活困难之忧，外有援朝战争与西方封锁之患。人均钢产量不足5斤，人均发电量不足3度（千瓦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250公斤。摆在中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除了困难，还是困难，而新中国要做到，除了发展，还是发展。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成立了周恩来等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当时的六人小组中，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六人小组围绕着“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改变工业水平落后的状况”这一目标开始了方案的编制，周总理更是在1952年7月，把几乎一整个月的时间全部投入一五计划中。在这样的努力下，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考虑到初次制定缺乏经验，专业技术储备严重不足，8月下旬中国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草案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
此次出行，可以说中国政府是去找苏联政府做了个“一五计划”的“咨询”。而苏联政府的经验与建议，也确确实实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出炉与落地落实，提供了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比如说当时想的太过简单也操之过急的修1万公里铁路，就在苏方的建议下砍掉一半，而规划中的工业发展速度也由不切实际的20%，修改为每年递增14%或15%。
经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1951年2月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一五计划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
以史为镜，以知得失。现如今，十三五规划已经过去大半，而在从2016年至今的3年多里面，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经济状态、顶层政策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经历了十三五规划的修编，对现阶段的政策方向与发展重点进行了修正，但是大方向没有改变，依然是秉持着十三五的核心思想，走着十三五规划的老路。
理论在更新，时代在变革。
我们必须要预测十四五期间可能发生的大变革，十四五期间企业与单位所处的发展状态和背后的各种趋势，分解影响自身的变革因素以及不确定性风险。
正文
十四五规划，面对着若干突破性非常态性趋势。
所以要做好十四五规划，首先不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对政策、环境、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进行一个把握即可，而是要洞察一些可能掀翻当下趋势的力量，既会深刻地改变当下，还会持续地扭曲和拉动未来的系统，可以说以下这十个具有破坏性因素的理解和掌握，恐怕是做好十四五规划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进入成型期，互联互通重大项目重大合作，进入到涌现期，“一带一路”愿景的公布及各个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一带一路”走到今天，慢慢的要形成很多可见的项目，可以说越是这个时刻“一带一路”越会面对尖锐的破坏力量，“一带一路”越是呈现它光明的前景。同时也对应着央企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也是国企履行国家行为，支撑国家战略当中的应有之义。同时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也也会成为央企的一个获利之道。当然，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也必须意识到自身可以以更合理的结构介入到“一带一路”。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带一路”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所锤炼出来的中国工程，所构建出来的中国与国际资本的合作模式，也会随之展开。“一带一路”除了基建合作、产能合作、解决各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之外，势必也会成为一次将中国模式更好地融入到各个国家当中去的机会。
第二，全球化进入到分化期，进入全球治理的大变革时期。过去由西方为主，以产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自贸协定为基础，各个国家逐步开放自己的大门，以关税大门为支撑的全球化，走向了更新意义上的全球化。
那就形成了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退缩和单边主义，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形成了维护多边主义国家之间对多边主义维护、驱动和促进全球化的力量，因此全球化的风化是此轮规划的一个大背景。青山压不住，毕竟东流去，从中国铁路到中国电网到中国5G，及中国轻工产品的升华，已然让全球化上了一个台阶。随着中国模式对全球化的参与，以及各个国家在全球化后期获得更大选择权自主权和能够从全球化当中平等获利的因素当中，迎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所以全球化的持续维护，全球化的碎片化，全球化治理的规则化和全球化治理局部的波动化，均可同时存在。
第三，国际防务局势的复杂化，使得军民融合进入到新的深化期。国际防务局势的复杂化，不仅会挑起争端，还会以联盟和阵营为依托，形成防务体系的扩散化升级化和极端军事化。
而且每有两极的防务竞争，也会使得国际防务体系的变化趋于紧张化。但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苏丹问题，伊朗问题，依然是国际防务争端的核心矛盾。美国的世界协议对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也势必是防务体系变化的关键。化。在这样的一个新背景下，军民融合又走到了新的时期。
寓军于民，寓民于军，军民融合已不再是一个口号，或几种旧有模式。未来我们可以想见，随着防务逐渐多元化，在传统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信息武器，大数据武器等领域，会出现全新的军民融合格局。如何使得防务技术和民和社会资本之间充分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依照美式的经验，以军方核心科技及其投入来带动民营技术及产品持续发展。新时期民营科技，民营创新，民营突破，民营技术的探索，民间情报机构民间智库，民间交流发生的发现的创新，形成了探讨，如何挪用于转移于房屋，已成全新的探索空间。
美国DARPA式的创新，已然让以防务科技创新，乃至防务科技狂想式创新集成，形成巨大的防务科技创新潮流。中央情报局在进行棱镜门等监听事件推进过程当中，成为全球数得着的创投机构的黑色幽默，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军民融合的优越性。但是在新时期，中国的军民融合势必会进入到军带民民带军军参民民参军，军民互动的形式中来，以全球资源全球科技全球创新全球情报全球人才来带动中国防务创新，以中国防务实践来为中国民营科技尖端科技突破性创新产生空间。
第四，工业化进入到后期，进入到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
随着工业化进程，人工智能制造将如何改造我们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会不会抵消中国的人工红利，人口红利，印度能不能用智能制造追赶中国制造；自动化工厂，机器人工厂，会不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以及智能化制造，柔性化制造的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组织，将如何引发个性化需求和幸福生活追求，一切想象都没有上限。从中国制造2025到德国工业智能4.0，全球范围里人工智能制造的探索都如火如荼。智能制造在十四五期间未必会排山倒海般而来，但是他对高端制造高端消费，柔性产品，高性价比产品，新富人群，特有需求的深度满足，恐怕是人工智能制造在这个阶段会释放出来的巨大动能。同时我们也看得见人工智能制造不光是对生产方式的一个改造，事实上反过来对中国的大数据产业、数据管理和中央所追求的数据中国这一社会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劲的需求。5G显然是中国制造智能制造背后巨大的搅动力量。这个力量会使人工智能制造走到何方，使过去的生产方式、分工方式，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福祉和社会问题走到何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
对于高精度复杂环境，基于人体结构为上限的若干工艺和制造方式，人工智能制造显然可以提供颠覆性解决方案，哪怕这些方案在十四五期间都不会走的太远。也因此对于大量的产业领头羊来讲，探索人工智能制造既适用于未来发展的基石，也是展现自身产业领导力的魅力所在，更是促进自身提供更尖端、更高性能，乃至突破现有制造极限的产品的一个昭示。
第五，中国科创走入逆风突破期，跟风不再独创，与领先者之间发生复杂的斗争。
无人区探索本来就很难，没有人可以提供可靠的路径和低风险性，错误的代价和颠覆性越来越大。越走到科技发展的瓶颈期，越走在材料基本原理、探索的关键期，越对科创的产业分叉点、技术路线的分叉点提出了更多的便利性因素。
关键来说要解决几个问题：
1、如何让一个企业纵深的前沿的对某些技术路径进行投入。但是却要对冲该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2、如何让大量的蓝天投资绿地投资天使投资。在科创投资当中海量获利，又不至于造成科技泡沫；
3、如何适当地形成科创产业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
4、如何把科创从业者科学家，科技经纪人园区孵化器，科创投资者科创板，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研机构上大学产业领袖，连续创业者之间的关系，放到更和谐的大生态当中去。
第六，城市化进入到中后期，进入到城市建设多极化时期，不同的城市化建设的对象，对应着城市化建设的多个层次。
1、国际都市及都市圈——三大湾区是典范——广深京沪；
2、国家中心城市——大人口大枢纽大产城——南京，武汉，郑州，成都；
3、城市群——产经贸城文旅互促互动——长株潭，广佛，杭嘉湖，苏锡常，厦漳泉；
4、都市圈——带廊线网圈层化，半小时生活圈——青岛都市圈，宁波都市圈；
5、城镇化——城边有镇，多镇拱卫城市，生活+产业——佛山，吴江，义乌；
6、城乡一体化——城外有乡，城乡互动——长兴，宜宾。
第七，中产阶级大量形成居民获得资产性收益的社会制度，从而进入到攻坚期。
金融反腐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外松内紧的建设进入到胶着期，如何让居民获得资产性收益，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追求，它必须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依据。如何让人民群众获得改革成果，绝不是把现有改革货币化以后向居民分配，也不能依赖二次三次分配，必须借助资本市场的构建，让人民群众可以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获得可信持续稳健的收益。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稳定的中产阶级，打造这一改革基础。
同时我们意识到了土地财富、房产财富对于持续发展不可依赖，而且还造就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形成了对城市化发展不利的影响，且大型中心城市和国际化都市的人口难以预料，包袱抖不掉，中小型城市城镇人口集聚难以形成，青年人口、高净值人口大量流失。所以冤有头，债有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还要回到让居民获得资本性收入，包括留住大量优质的上市资源，不让上市资源大量流失，留存大量的固定收益。国债和区域建设当中的核心骨干项目，低风险项目，能让居民有效参与等等问题上，要做好制度安排。同时金融反腐和金融市场重建工作必须外松内紧的紧密构建。中国资本市场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核心还在于反腐。有了大数据以后，反腐和监管，都不再是技术问题。现在就是决心问题和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我们资本市场的健康和资本市场之间的有序性就可期待了。
第八，资产定义变迁及资产重估，资产再组合进入到新阶段。
新时期不光产生了数字资产这样的全新概念，出现了因智能化数字化带来的对原有资产价值的重估等变化，而且也会带来借以原子为核心世界的价值重估和以比特为核心的数据信息。世界对原有世界的调和介入和再估值这个过程势必会导致企业、家庭、个人重新评估他们的资产数字加密货币和类似腾讯的虚拟币QQ币。
未来资产定义的变迁，必将会随着长寿生态资源可回收，个人隐私，人体器官再生及交易等等命题，紧锣密鼓地展开。资产重估也会因生活方式改变，家庭结构改变，城市生活方式改变，社区管理方式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影响生活的核心产品改变，核心物资的供给方式的改变，而发生重复。当然重估也会引发定价交易。资产管理以上的资产在组合，资产会组合到什么程度？资产的组合将会带给人怎样的新财富观？资产的组合将会带来怎样的资产管理新变化？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一个资产在组合，能把给居民提供稳定有效的资产收益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高度上，能带来更美好生活方式，更大的生活保障及更大的幸福感。可以想见器官交易，健康资源交易，生物资源交易，基因资源交易，待用产业，艺术品资产数字资产等等交易，势必会成为资产组和、资产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第九，材料科技与生物科技进入引领世界的新周期。众所周知，从仙童科技发明出他第一个芯片以来，基于芯片的信息化技术塑造世界酒企，已然构成了近40年改造世界最核心的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走到今天，不光是香农定律遇到了障碍，摩尔定律遇到了瓶颈，芯片运算速度也遇到了瓶颈，我觉得超算的应用空间和超算要解决的问题，也呈现了它缺乏想象力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信息科材料科技和生物科技，在出现了若干理论探索，出现了若干科技单点突破以来，事实上已构成了临爆发前状态的一个蓄势期。可以想见材料科技的集中爆发，生物科技的集中爆发来接管世界，成为驱动世界成长的主要力量的时期和条件已然成熟，大概率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世界的财富正积极向材料端和生物端去集结，会形成一个很大程度上材料端和生物端的财富集中，资本集中，产业集中。如何理解因材料革命而引发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产业，在革命和因生物技术突破而引发的以长寿疾病治疗、人民生活幸福为驱动点的技术创新应用产品及服务，已然掀开了我们全新的想象力空间，也势必会驱动我们去思考，去面对。
第十，信息化进入到了新一轮革命期，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讯、物联网、人工智能进入到突破期。
这些要素将会发生怎样的突破，将会怎样改变，我们将会如何把万物互联世界互联，深度互联，数据无界流动，人工智能无界应用，进行到何种深度，已然具有超卓的革命动力。恰逢中国有最大意愿推动自身发展，因此这些因素如何驱动于中国发展，我们应当给予最积极的想象和追逐。总结以上，我们会发现这十个重大趋势正在有效的用量驱动种种变化，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由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大踏步，非线性惊险一跳似的要转型到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这是大转型所需的外部因素。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成立了周恩来等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当时的六人小组中，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六人小组围绕着“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改变工业水平落后的状况”这一目标开始了方案的编制，周总理更是在1952年7月，把几乎一整个月的时间全部投入一五计划中。在这样的努力下，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考虑到初次制定缺乏经验，专业技术储备严重不足，8月下旬中国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草案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
此次出行，可以说中国政府是去找苏联政府做了个“一五计划”的“咨询”。而苏联政府的经验与建议，也确确实实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出炉与落地落实，提供了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比如说当时想的太过简单也操之过急的修1万公里铁路，就在苏方的建议下砍掉一半，而规划中的工业发展速度也由不切实际的20%，修改为每年递增14%或15%。
经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1951年2月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一五计划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
以史为镜，以知得失。现如今，十三五规划已经过去大半，而在从2016年至今的3年多里面，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经济状态、顶层政策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经历了十三五规划的修编，对现阶段的政策方向与发展重点进行了修正，但是大方向没有改变，依然是秉持着十三五的核心思想，走着十三五规划的老路。
理论在更新，时代在变革。
我们必须要预测十四五期间可能发生的大变革，十四五期间企业与单位所处的发展状态和背后的各种趋势，分解影响自身的变革因素以及不确定性风险。
正文
十四五规划，面对着若干突破性非常态性趋势。
所以要做好十四五规划，首先不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对政策、环境、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进行一个把握即可，而是要洞察一些可能掀翻当下趋势的力量，既会深刻地改变当下，还会持续地扭曲和拉动未来的系统，可以说以下这十个具有破坏性因素的理解和掌握，恐怕是做好十四五规划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进入成型期，互联互通重大项目重大合作，进入到涌现期，“一带一路”愿景的公布及各个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一带一路”走到今天，慢慢的要形成很多可见的项目，可以说越是这个时刻“一带一路”越会面对尖锐的破坏力量，“一带一路”越是呈现它光明的前景。同时也对应着央企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也是国企履行国家行为，支撑国家战略当中的应有之义。同时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也也会成为央企的一个获利之道。当然，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也必须意识到自身可以以更合理的结构介入到“一带一路”。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带一路”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所锤炼出来的中国工程，所构建出来的中国与国际资本的合作模式，也会随之展开。“一带一路”除了基建合作、产能合作、解决各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之外，势必也会成为一次将中国模式更好地融入到各个国家当中去的机会。
第二，全球化进入到分化期，进入全球治理的大变革时期。过去由西方为主，以产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自贸协定为基础，各个国家逐步开放自己的大门，以关税大门为支撑的全球化，走向了更新意义上的全球化。
那就形成了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退缩和单边主义，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形成了维护多边主义国家之间对多边主义维护、驱动和促进全球化的力量，因此全球化的风化是此轮规划的一个大背景。青山压不住，毕竟东流去，从中国铁路到中国电网到中国5G，及中国轻工产品的升华，已然让全球化上了一个台阶。随着中国模式对全球化的参与，以及各个国家在全球化后期获得更大选择权自主权和能够从全球化当中平等获利的因素当中，迎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所以全球化的持续维护，全球化的碎片化，全球化治理的规则化和全球化治理局部的波动化，均可同时存在。
第三，国际防务局势的复杂化，使得军民融合进入到新的深化期。国际防务局势的复杂化，不仅会挑起争端，还会以联盟和阵营为依托，形成防务体系的扩散化升级化和极端军事化。
而且每有两极的防务竞争，也会使得国际防务体系的变化趋于紧张化。但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苏丹问题，伊朗问题，依然是国际防务争端的核心矛盾。美国的世界协议对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也势必是防务体系变化的关键。化。在这样的一个新背景下，军民融合又走到了新的时期。
寓军于民，寓民于军，军民融合已不再是一个口号，或几种旧有模式。未来我们可以想见，随着防务逐渐多元化，在传统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信息武器，大数据武器等领域，会出现全新的军民融合格局。如何使得防务技术和民和社会资本之间充分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依照美式的经验，以军方核心科技及其投入来带动民营技术及产品持续发展。新时期民营科技，民营创新，民营突破，民营技术的探索，民间情报机构民间智库，民间交流发生的发现的创新，形成了探讨，如何挪用于转移于房屋，已成全新的探索空间。
美国DARPA式的创新，已然让以防务科技创新，乃至防务科技狂想式创新集成，形成巨大的防务科技创新潮流。中央情报局在进行棱镜门等监听事件推进过程当中，成为全球数得着的创投机构的黑色幽默，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军民融合的优越性。但是在新时期，中国的军民融合势必会进入到军带民民带军军参民民参军，军民互动的形式中来，以全球资源全球科技全球创新全球情报全球人才来带动中国防务创新，以中国防务实践来为中国民营科技尖端科技突破性创新产生空间。
第四，工业化进入到后期，进入到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
随着工业化进程，人工智能制造将如何改造我们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会不会抵消中国的人工红利，人口红利，印度能不能用智能制造追赶中国制造；自动化工厂，机器人工厂，会不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以及智能化制造，柔性化制造的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组织，将如何引发个性化需求和幸福生活追求，一切想象都没有上限。从中国制造2025到德国工业智能4.0，全球范围里人工智能制造的探索都如火如荼。智能制造在十四五期间未必会排山倒海般而来，但是他对高端制造高端消费，柔性产品，高性价比产品，新富人群，特有需求的深度满足，恐怕是人工智能制造在这个阶段会释放出来的巨大动能。同时我们也看得见人工智能制造不光是对生产方式的一个改造，事实上反过来对中国的大数据产业、数据管理和中央所追求的数据中国这一社会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劲的需求。5G显然是中国制造智能制造背后巨大的搅动力量。这个力量会使人工智能制造走到何方，使过去的生产方式、分工方式，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福祉和社会问题走到何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
对于高精度复杂环境，基于人体结构为上限的若干工艺和制造方式，人工智能制造显然可以提供颠覆性解决方案，哪怕这些方案在十四五期间都不会走的太远。也因此对于大量的产业领头羊来讲，探索人工智能制造既适用于未来发展的基石，也是展现自身产业领导力的魅力所在，更是促进自身提供更尖端、更高性能，乃至突破现有制造极限的产品的一个昭示。
第五，中国科创走入逆风突破期，跟风不再独创，与领先者之间发生复杂的斗争。
无人区探索本来就很难，没有人可以提供可靠的路径和低风险性，错误的代价和颠覆性越来越大。越走到科技发展的瓶颈期，越走在材料基本原理、探索的关键期，越对科创的产业分叉点、技术路线的分叉点提出了更多的便利性因素。
关键来说要解决几个问题：
1、如何让一个企业纵深的前沿的对某些技术路径进行投入。但是却要对冲该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2、如何让大量的蓝天投资绿地投资天使投资。在科创投资当中海量获利，又不至于造成科技泡沫；
3、如何适当地形成科创产业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
4、如何把科创从业者科学家，科技经纪人园区孵化器，科创投资者科创板，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研机构上大学产业领袖，连续创业者之间的关系，放到更和谐的大生态当中去。
第六，城市化进入到中后期，进入到城市建设多极化时期，不同的城市化建设的对象，对应着城市化建设的多个层次。
1、国际都市及都市圈——三大湾区是典范——广深京沪；
2、国家中心城市——大人口大枢纽大产城——南京，武汉，郑州，成都；
3、城市群——产经贸城文旅互促互动——长株潭，广佛，杭嘉湖，苏锡常，厦漳泉；
4、都市圈——带廊线网圈层化，半小时生活圈——青岛都市圈，宁波都市圈；
5、城镇化——城边有镇，多镇拱卫城市，生活+产业——佛山，吴江，义乌；
6、城乡一体化——城外有乡，城乡互动——长兴，宜宾。
第七，中产阶级大量形成居民获得资产性收益的社会制度，从而进入到攻坚期。
金融反腐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外松内紧的建设进入到胶着期，如何让居民获得资产性收益，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追求，它必须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依据。如何让人民群众获得改革成果，绝不是把现有改革货币化以后向居民分配，也不能依赖二次三次分配，必须借助资本市场的构建，让人民群众可以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获得可信持续稳健的收益。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稳定的中产阶级，打造这一改革基础。
同时我们意识到了土地财富、房产财富对于持续发展不可依赖，而且还造就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形成了对城市化发展不利的影响，且大型中心城市和国际化都市的人口难以预料，包袱抖不掉，中小型城市城镇人口集聚难以形成，青年人口、高净值人口大量流失。所以冤有头，债有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还要回到让居民获得资本性收入，包括留住大量优质的上市资源，不让上市资源大量流失，留存大量的固定收益。国债和区域建设当中的核心骨干项目，低风险项目，能让居民有效参与等等问题上，要做好制度安排。同时金融反腐和金融市场重建工作必须外松内紧的紧密构建。中国资本市场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核心还在于反腐。有了大数据以后，反腐和监管，都不再是技术问题。现在就是决心问题和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我们资本市场的健康和资本市场之间的有序性就可期待了。
第八，资产定义变迁及资产重估，资产再组合进入到新阶段。
新时期不光产生了数字资产这样的全新概念，出现了因智能化数字化带来的对原有资产价值的重估等变化，而且也会带来借以原子为核心世界的价值重估和以比特为核心的数据信息。世界对原有世界的调和介入和再估值这个过程势必会导致企业、家庭、个人重新评估他们的资产数字加密货币和类似腾讯的虚拟币QQ币。
未来资产定义的变迁，必将会随着长寿生态资源可回收，个人隐私，人体器官再生及交易等等命题，紧锣密鼓地展开。资产重估也会因生活方式改变，家庭结构改变，城市生活方式改变，社区管理方式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影响生活的核心产品改变，核心物资的供给方式的改变，而发生重复。当然重估也会引发定价交易。资产管理以上的资产在组合，资产会组合到什么程度？资产的组合将会带给人怎样的新财富观？资产的组合将会带来怎样的资产管理新变化？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一个资产在组合，能把给居民提供稳定有效的资产收益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高度上，能带来更美好生活方式，更大的生活保障及更大的幸福感。可以想见器官交易，健康资源交易，生物资源交易，基因资源交易，待用产业，艺术品资产数字资产等等交易，势必会成为资产组和、资产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第九，材料科技与生物科技进入引领世界的新周期。众所周知，从仙童科技发明出他第一个芯片以来，基于芯片的信息化技术塑造世界酒企，已然构成了近40年改造世界最核心的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走到今天，不光是香农定律遇到了障碍，摩尔定律遇到了瓶颈，芯片运算速度也遇到了瓶颈，我觉得超算的应用空间和超算要解决的问题，也呈现了它缺乏想象力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信息科材料科技和生物科技，在出现了若干理论探索，出现了若干科技单点突破以来，事实上已构成了临爆发前状态的一个蓄势期。可以想见材料科技的集中爆发，生物科技的集中爆发来接管世界，成为驱动世界成长的主要力量的时期和条件已然成熟，大概率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世界的财富正积极向材料端和生物端去集结，会形成一个很大程度上材料端和生物端的财富集中，资本集中，产业集中。如何理解因材料革命而引发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产业，在革命和因生物技术突破而引发的以长寿疾病治疗、人民生活幸福为驱动点的技术创新应用产品及服务，已然掀开了我们全新的想象力空间，也势必会驱动我们去思考，去面对。
第十，信息化进入到了新一轮革命期，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讯、物联网、人工智能进入到突破期。
这些要素将会发生怎样的突破，将会怎样改变，我们将会如何把万物互联世界互联，深度互联，数据无界流动，人工智能无界应用，进行到何种深度，已然具有超卓的革命动力。恰逢中国有最大意愿推动自身发展，因此这些因素如何驱动于中国发展，我们应当给予最积极的想象和追逐。总结以上，我们会发现这十个重大趋势正在有效的用量驱动种种变化，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由工业经济和基建经济大踏步，非线性惊险一跳似的要转型到消费经济和科创经济，这是大转型所需的外部因素。
可以说是有很多事项，但这十个重要趋势对于十四五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十个趋势的展开应用，势必会推动中国更为坚实的转型，使得十四五规划更有突破性，十四五的应用更有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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